《左传》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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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读后感 篇1

这本书我很早就买了，拖了很久才读完，又拖到现在才写读后感。

一看这本书的题目就知道，这是一本后现代史学的研究著作。后现代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历史书写”的关注。简而言之，后现代史学认为，没有绝对客观的历史记载，只要是历史记载，多多少少都掺入了记录者的主观因素。就像《左传》这部书，我们以前总是习以为常地将其中的记载等同于真实的历史，但实际上，其中包含了很多编撰者的主观意图。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本书的内容的话，那就是：从《左传》的文本中可以看出，《左传》的编撰者常常试图对历史进行一种“解释”，而这种“解释”未必真的合理。

这样说比较抽象，我们可以举一个书中谈到的例子。

《左传》中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叫“卫懿公好鹤”。原文如下：

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公与石祁子玦，与甯庄子矢，使守，曰：“以此赞国，择利而为之。”与夫人绣衣，曰：“听于二子。”渠孔御戎，子伯为右，黄夷前驱，孔婴齐殿。及狄人战于荧泽，卫师败绩，遂灭卫。卫侯不去其旗，是以甚败。狄人囚史华龙滑与礼孔，以逐卫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实掌其祭。不先，国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则告守曰：“不可待也。”夜与国人出。狄入卫，遂从之，又败诸河。

我们可以看出，关于卫懿公亡国的记载，明显分为两个部分（用“//”分开）：前一部分是关注点是“好鹤”，而后一部分的关注点是战场上的策略。其实，假如我们把前一部分删去，仍然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就只能看到，卫懿公是由于军事指挥失误而亡国的。然而加上这样一段关于“好鹤”插叙，整个故事的因果关系就大不一样了。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左传》的编撰者在暗示我们：军事失误只是表面原因，深层原因是国君的失德。同时，我们可以还可以感受到，《左传》的编撰者在试图向读者传达一种带有普适性的道德训诫：作为君主，不能玩物丧志，否则就会亡国。

上述这些，就是一种对历史的“解释”。然而，这种解释真的合理吗？卫懿公真的是因为“好鹤”才亡国的吗？换句话说，玩物丧志就一定会导致亡国吗？我看未必。首先，从逻辑上讲，卫懿公亡国这件事，完全可以用单纯的军事原因来解释，甚至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其次，从历史上看，玩物丧志的君主也未必都会亡国。例如在明朝，天启皇帝整天就喜欢做木工，这也算玩物丧志了吧，但是却没有亡国；相反，崇祯皇帝励精图治，却逃不过亡国的命运。总而言之，《左传》中这种对于历史的“解释”，未必是绝对合理的。

通过这个具体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看似客观的`历史记载，实际上蕴含着书写者对于历史的一种“解释”，而这种“解释”是有主观的成分在里面的。当然，我觉得作者并无意于消解历史，而只是像我们揭示出文本中存在的这种微妙的现象。

除了关于《左传》的具体分析外，这本书还带给我一些关于后现代史学的新感受。

根据我的观察，很多研究者基本上将后现代史学，或者说“历史书写”理论与历史虚无主义划上等号。由此产生了两种人，一种是打着后现代史学的旗号对历史进行解构，不讲证据、不讲逻辑。这种人当然是肤浅的。不过说实话，我目前还没怎么和这类人接触过。我见过更多的反倒是另一类人，一提到后现代史学就如临大敌，仿佛只要一提“历史书写”就是不学无术的表现。我觉得，这两种态度都过于极端了。

我觉得，《的书写与解读》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来审视后现代史学究竟能带给我们哪些不一样的、深刻的思考。

《左传》读后感 篇2

以五代十国为界，中国古代史正好可以看成对称的两个阶段，前一个更工整，后一个稍牵强。从周至唐，都是先有一个长达几百年的纷乱之世迸发出绚烂的思想，并由之引发制度思考，之后一个制度创新的朝代架构出社会发展的基本雏形，继而雄汉盛唐。而宋元明清四代，都是先一个汉族政权将自身在经济、对外领域所能达到的成就发挥至极致时陡现疲软，外族政权蛮横地破立，延续帝制国家的命数。之后的晚清、民国时期，恰似又一个春秋战国，细品下来，不知这是轮回抑或必然。

如果说，从晚清至新中国建立，定义了今天中国的制度概念，那么自周公制礼而一脉相承至春秋时代的礼乐制度则定义了中国人的概念，甚至定义了从内心价值参考到行为衡量准则的一系列标准，有些虽然随着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的转变而逐渐被剥落，但仍有部分价值取向如数学定理般严苛而真实地在生活中体现。中国人对部分礼仪矫情式的执着从春秋就开始，外交场合对话都是用诗经断章取义，因此也难怪楚国君臣在最初的几次出场中，都透着一幅初进大观园的感觉。

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没有宗教，是因为中国人在上古时代就将对自身理性的思考发挥至极致，需要由宗教树立的超我形象由深刻的自身内省所代替。但如果这种内省太过偏执，就会产生如申生、介子推那样被自身道德追求绑架，直至自我肯定到只有死路一条。直白地说，文明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一个定义了我们思考与行为的时代，正是这种生活方式的源头。酒自古就是拿来说事的最好手段，无论是正式场合还是日常交往。春秋宴饮，其中一个环节叫做“无算爵”，顾名思义就是敞开喝，但喝酒并不是都无节制，齐桓公在招待田氏高祖陈敬仲时，二人喝得特别投缘，齐桓公主动要求晚上点上火把，接着来下半场，陈敬仲以来之前对晚上喝酒没算卦委婉推辞。

读了《左传》后发现，非但日常生活和理性思考，就连国际关系都是深植在中国人血液中，现今国际社会中的诸多问题，在春秋时代都能找到表征。在此单举二例，晋文公践土之盟前后的一次君臣对话中，晋国大夫就明确提出，作为霸主就应当成为其所代表的“国际秩序”的倡导者与维护者，应当积极地推行正当的政治制度，而干涉他国内政当然是实现这种目的的必要手段，晋国讨伐齐国时，提出的议和条件就是将齐国国内的田垄由南北向改为东西向，以方便日后行军。春秋时的大国可以如此霸道地宣扬自身的价值体系，而小国则由于地缘因素等方面的限制，只能成为大国割据的战场。晋国夷之蒐前后的政局大幅动荡，上卿级别的官员变动频繁，楚国利用这一时机频繁北上，晋国国内局势稍显稳定便立刻召集同盟国家开会，通过攻打双方势力交界处的陈、郑二国打压楚国崛起。最终，郑国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逐年与晋、楚两国讲和，这种外交政策的频繁转向连郑国当权者都找不到合理应对的方法。在一次面临楚国进攻时，无奈到进行占卜，神灵的指示是全体当权者到太庙去哭并将战车充塞街道，以示誓死捍卫国家的决心。

有人说春秋时代虽然产生了伟大的.思想，但这种思想不足以让我们走出丝绸之路，只有汉唐那种宏伟和包容才能容纳如此的梦想。但这思想从不是那般无力，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可乎”，作为“身长九尺，人称长人”的孔子可能觉得这是个坑，老头直接就怼回去，“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德报德，以直报怨”。所以，正是这个仿佛纷乱搅扰的时代构筑了汉唐最基础的精神世界，也正是这种看似淡薄绵软的黄老、儒法造就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左传》读后感 篇3

一日晚，我在整理家中的书橱，偶然翻到一本自己以前的语文书，一时兴起，就坐在地上翻看了起来，读到其中《左传》的《郑伯克段于鄢》一文，庄公，一出世即为母所恶；段，庄公之胞弟也，为其母所偏爱。先王在世，其母就有废长立幼之意；庄公即位，段又恃母爱骄纵无忌。大臣们恐酿祸患，纷纷请除之，庄公却处之泰然。庄公不是不明白段的祸心，但他的策略是，令其养痈成患，“多行不义，必自毙。”终于，段为庄公表面宽容的假象所蒙蔽，利令智昏地率兵伐京。好，机会终于成熟了，庄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堂堂正正地伐灭段叔而免去了来自任何一方的谴责了。庄公故意放纵其胞弟的篡权之心，并为之“创造”条件、“创造”机会(当然是设置的圈套)，培养之，引导之，令其事发后再予收拾，其居心可谓险毒阴深矣。难怪有人评说，郑庄公乃天下第一大毒人也。联系到自己所从事的教育工作，颇有感触。某些调皮顽劣的学生，不是那么愿意听取老师的批评，有的则视老师的苦心劝告为儿戏，更有的则干脆顶牛，他们对老师的教诲是那么的反感。教育者见教育不见成效，也就有丧气、赌气的时候：算了，让他去。甚至想，平时里小打小闹敲他一下也不痛不痒，不如“穿疱”彻底整治痛快。或曰，学校管不了他，将来让社会去管他，让法律去管他吧。君不见，不是终于也有那么几个人，果真被法律“管”上了吗?

但我窃以为“做人须当讲人品，为师更应尚师德”，为师者而放弃了教育的职责，是为失德也。对于班中一些顽劣调皮的学生，尽管有时明知有些话讲了也是白讲，但作为一名老师，教育乃是我的职责，我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

而同学们尤其是那些经常挨老师“训斥”的“差生”们呢，听了这段故事，难道就不生一点新的感触?难道还能高兴于老师对自己的不管不问、或曰不敢管不敢问、或曰不愿管不愿问?难道还能将老师对自己的这种听之任之作为炫耀于同伴的本领?难道还能憎恨那些敢于管教你们的师长并伺机对他们施以报复?难道竟希望教育你的老师变为郑庄公?

郑庄公其人，学生莫爱，老师莫学。

《左传》读后感 篇4

《左传》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取材于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的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传》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

在〈隐公〉里面，[臧僖伯谏观鱼]中，鲁隐公要到棠地以射鱼为娱乐，大臣臧僖伯奉劝他要把精力集中到国家大事上，而不要荒怠正事，指出：“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臧僖伯虽未能阻止隐公的行动。但他的话足以训诫。这里了告诉我们，若要作为一个合格的管理者，必须学会察纳善言，广纳贤言才能使自己的权威得到承认，更好的做好自己的管理工作。

在〈桓公〉篇里，[臧哀伯谏纳郜鼎]中，宋庄公为了取得鲁国的支持，把郜国的大鼎送给了鲁国作为贿赂，鲁庄公将它置于太庙中。鲁大臣臧哀伯这是明示百官可以纳贿，是国家衰败的象征。“国家之败，由官邪也。”这个道理不仅对那时的鲁国有用，即使拿到现在也一样具有普遍意义。就如一个当代的管理者，如果自己不能做到以身作则的话，那么他的下属也同样这么做，那么他的管理可以说是一个失败。同样在我国现在的反腐进程中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我国的反腐要从高层抓起，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治本，哪些地方的官员也就不会腐败，所以我们要做好榜样，发挥领导作用。

在〈襄公〉篇里，[子产问政]中，郑国的执政者子产遵循“爱民如子”的原则，把政事当作农事，精心料理，表现出他一心为国的品质。从子产的作为上看出，我们的当权者应当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用群众观点去看待问题，要爱民如子，不能背弃群众为中心的倒行逆施，要勤政爱民。作为一名管理者更应如此，学会体恤下属。

读到《郑伯克段于鄢》一文，庄公，一出世即为母所恶；段，庄公之胞弟也，为其母所偏爱。先王在世，其母就有废长立幼之意；庄公即位，段又恃母爱骄纵无忌。大臣们恐酿祸患，纷纷请除之，庄公却处之泰然。庄公不是不明白段的祸心，但他的策略是，令其养痈成患，“多行不义，必自毙。”终于，段为庄公表面宽容的假象所蒙蔽，利令智昏地率兵伐京。

好，机会终于成熟了，庄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堂堂正正地伐灭段叔而免去了来自任何一方的谴责了。庄公故意放纵其胞弟的'篡权之心，并为之“创造”条件、“创造”机会（当然是设置的圈套），培养之，引导之，令其事发后再予收拾，其居心可谓险毒阴深矣。难怪有人评说，郑庄公乃天下第一大毒人也。联系到自己所从事的教育工作，颇有感触。某些调皮顽劣的学生，不是那么愿意听取老师的批评，有的则视老师的苦心劝告为儿戏，更有的则干脆顶牛，他们对老师的教诲是那么的反感。教育者见教育不见成效，

也就有丧气、赌气的时候：算了，让他去。甚至想，平时里小打小闹敲他一下也不痛不痒，不如“穿疱”彻底整治痛快。或曰，学校管不了他，将来让社会去管他，让法律去管他吧。君不见，不是终于也有那么几个人，果真被法律“管”上了吗？

但我窃以为“做人须当讲人品，为师更应尚师德”，为师者而放弃了教育的职责，是为失德也。对于班中一些顽劣调皮的学生，尽管有时明知有些话讲了也是白讲，但作为一名老师，教育乃是我的职责，我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同学们尤其是那些经常挨老师“训斥”的“差生”们呢，听了这段故事，难道就不生一点新的感触？难道还能高兴于老师对自己的不管不问、或曰不敢管不敢问、或曰不愿管不愿问？难道还能将老师对自己的这种听之任之作为炫耀于同伴的本领？难道还能憎恨那些敢于管教你们的师长并伺机对他们施以报复？难道竟希望教育你的老师变为郑庄公？

郑庄公其人，学生莫爱，老师莫学

《左传》读后感 篇5

宋朝时就已经把《左传》列入“十三经”,是古代读书人的必读书目。《左传》的文字与历史记录历来为人推崇,我自己读了之后,也觉着这种推崇是不无道理的。不过既然它是儒家的经典,那我们可以想见,它的许多观点,肯定是符合儒家学说的。

我读书功力不够,现在第二次读至“僖公二十四年”时,觉着《左传》借助历史至少体现了三个观点,即,一、治国当以德为先,得民心者得国;二、善恶到头终有报;三、天道已定,人不可违。这三点从我对儒家的了解来看,都是符合的。虽然貌似《左传》作者没有明说自己认可这三个观点,但是《左传》在借它所述的二百多年的历史事件及人物中,多次表述了这三点且基本贯穿于整本书。我简单地从《左传》的记述来表达一下我的看法。

“得民心者得天下”,貌似这是中国人最常挂在嘴边的话。不过我觉着从历史来看,得民心得天下不是完全对的。得民心者不一定能得天下,不得民心者也不一定就会立马便失天下。可能《左传》的意思也不是认为这句话是无条件的正确,因为《左传》中也有一些事情证明,不得民心不一定就失天下。

卫懿公好鹤虽然亡了国,但是他好鹤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卫国人不喜欢他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然而如果不是狄人打进来,他也不一定就亡国了。晋惠公对大臣刻薄寡恩,但是他虽在韩原一战被秦国打败以致被俘,但是最后也还是又被本国人设法给弄回国继续做晋国国君了。卫懿公和晋惠公我觉着应该是那种不得民心的人了,我记着就连《左传》中都记载了有人说晋惠公不得民心这种话。

“善恶到头终有报”这种说法,我觉着是《左传》中最为明显的观点。因为这个道理在我眼里很不靠谱,所以我在《左传》中多次读到这种表述就会印象更深。《左传》在讲到这点时,有时是与“得民心者得天下”配合着的。比如说,某人不得民心,他最终一定是失掉所有的东西的。至于其它例子也很多,不过我暂时记不清具体事例。“天意不可违”这种观点,大概现在很少有人认可了,因为这种观点其实本质上是承认命的。而现在人据我观察,大部分都是认为“人定胜天”的。“僖公二十二年”楚、宋泓之战,宋襄公在表示要与楚国大战一场前,有人就劝宋襄公说“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僖公二十三年”,晋重耳逃亡在楚国时,有人劝楚成王杀掉重耳,成王说“天将兴之,谁能废之。违天必有大咎。”其它例子还有很多。

这三种观点,不从现在的角度看它对不对,单从《左传》来看,会发现史事都基本上是一一印证了这三点的。所以,就算我们现在不认可它们,但是古人认可它们,我们也应该很能理解的。毕竟他们读到的史书是反映了这些事的。

我现在印象很深的一点就是为什么古代有皇帝会追求长生不老。从我们现在人的角度考虑,人怎么可能会长生不老?那些皇帝是不是太无知了?但是《史记 封禅书》中有一段我觉着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件事。汉武帝曾问手下人说“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手下人回答说“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从此处可见,至少汉武帝是认为之前有人不死的。那黄帝既能不死,我汉武帝为什么不能呢?

史书的作用,在此处可以说是很完美地展现出来。一件事,当你在对它一无所知时,有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你不信也会信了。如果他有目的地把他想表达的表达给你,把他不想说的又不告诉你,你就会不自然地向着他的观点靠拢,因为从他所说来看,他的表述确实是因果有据的。青蛙坐在井底,它当然只能看到井口的那一片天空。可怕的误导就在此处了。

《左传》读后感 篇6

左丘明的《左传》作为中国最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它代表了先秦文化和文学的最高成就，晋代学者贺循称之“史之极也”，宋代学者吕祖谦称之“接三代之末流，《五经》之余派。学者苟尽心于此，则有不尽只用矣。”足以可见其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

《左传》的史料价值是非常巨大的。记载非常丰富，记载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很多诸侯的治国霸业。所以《左传》是我们了解先秦时期的列国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宝贵资料。特别是详细记载了诸侯、王室之间的明争暗斗，这些资料都曾作为后世史学家们的原始参考，如司马迁和班固等著《史记》和《汉书》的时候，都以《左传》为原始材料整理，《左传》的史料价值是得到公认的，不管是在古代还是现代。这部史学上第一部编年体形式的书籍，拓宽了我国史学发展的长河，开创了先河。值得一提的是，《左传》中记载的战争非常之多，多达四百多次，其中不乏一些脍炙人口的典故，如城濮之战、鄢陵之战、殽之战等，战争的时间，背景，起因，战争的经验等都记述的非常详实。更值得称道的是左丘明对于战争始终抱着客观的态度，不带个人感情色彩，做到了不偏不倚。我想这些经典的战争也是后世兵家早期研究的对象吧。

我们可能太注重《左传》的史料价值，而忽略了其文学价值。其实，《左传》的文学性同样不容小觑。他能将那么多杂乱的历史事件有条不紊的叙述出来，并且对于历史中人物个性的描写也非常突出，生动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左传》也很好的传承了孔子的儒家思想，一直以来认为这是对《春秋》的最完美的注解，“民本”的思想显得尤其突出。

它是我们文明古国的文化瑰宝，历代的学者们将其与《史记》并称，不是不无道理的。我们要善于发现这部“历史散文”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