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安书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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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任安书读后感 篇1
刚阅读完《报任安书》时，我的脑子里只有“直男”二字，好像看到除去《询问司马迁》中“始终追求善良和正义的心灵，心灵总是在剧烈而又严肃的跳荡着”的他，坚忍不屈着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他伟大形象之外的样子。不为别的，只为司马先生那一句“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也许你要说，现在的人重事业轻家庭都不足为奇，更何况远在两千年以前的司马迁呢？可就如现在也存在众多热爱家庭的好丈夫一样，古时候也存在着书写《浮生六记》、带着妻子畅游天地的沈复，与李清照相濡以沫的赵明诚，那么以此类推，相信在民间这样的例子也不算少了。而相比之下，单从司马迁这一句话看来，我真是为他的妻儿寒心啊。就算是为了表现自己真真是“独身一人，孤立于世”，就算这根本不是这篇文章、乃至这一段的重点，他能将这句话写下来，我想他也算真正配得上“直男”的称号了。
想到这，我真是为司马迁的妻儿打抱不平，然而当我正要跟小伙伴们“举报”司马先生的“直男”事迹时，他那刚正不阿的样子又在我的脑海里闪现，再次阅读几遍《报任安书》后，我真正被这位“钢铁直男”打动了。他是有理想的，为了那个也许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理想，哪怕遭受冷艳嘲笑，哪怕背负屈辱的宦官之名，他“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都只因“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我想这也就是《询问司马迁》中“在受尽专制君王肆意蹂躏与惩罚的淫威底下，依旧保持着这种秉笔直书的品格和勇气”的司马先生吧，引得班固也衷心赞颂他：“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
他在《报任安书》的开头就解释，自己没有“不相师”、没有“用流俗人之言”，他被误解了多久，被那一双双狰狞的眼睛盯了多久，都没有什么话能拿来宣告天下“我是清白的”，在给友人的信中，习惯了被误解的他也只能说“仆非敢如此也”。他原本是一个多么刚强正直的人，却也未能在笑里藏刀的势力场中保全自己，最后只能在恐惧中谨言慎行。可在千疮百孔地走出势利场的那一刻，留下的，仍是那个不过想“成一家之言”的他。
写到这里，我不禁要说，先前那个质疑司马先生的自己真是幼稚，怎么就不想想那个遭受了残酷宫刑的他有何面目回家，面对妻儿，面对那个曾是、却早已不属于自己的家。也许鲁迅先生口中的那个写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司马先生也曾躲在屋后，用自己最后的温柔，偷偷地看看妻儿，回忆起以往幸福美好的生活，他不禁想伸出手去抱抱那满地乱跑的孩子，搂搂那窗边日夜等他归来的妻子，但他什么都不能做，他只能悄悄地看着、念着、爱着，毕竟连自己都快没有了活下去的希望，又哪来的勇气去给妻儿承诺以往的生活？
或许司马先生真的就是一位毋庸置疑的直男，但，钢铁直男也有一颗热腾腾的心啊！
报任安书读后感 篇2
人们提起司马迁往往以羡慕及崇拜的眼光来看他！他的史笔让古人在纸上永远活了起来，他替古人诉说着他们的荣耀与心酸的人生历程；但他写给任安的信却让我们走进了他那看似无比坚强的心，细读《报任安书》就仿佛可以看见他的泪水一滴滴的落下……
在成就上：司马迁有与日月争辉的成就，但他的成就却也掩饰不了他的不幸。其实，他只是极端政治造就的一个苦命人，一个在洪流面前拼命挣扎却又无能为力的可怜人……
在不幸的方面，人们喜欢将司马迁与屈原对比。司马迁诚然有着屈原一样的自傲，但是他所受的委屈绝对是比屈原还要大得多的。我们看屈原“为楚怀王左徒”，这也让他一直引以为傲，他是“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所面对的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是国破的无能为力，是不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而同样自傲司马迁虽“负不羁之才”，但他不过是被汉武帝视为“近乎巫祝之间”的史官，更不要说有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的.优待了！他自己也只是被君主当成最不起眼的“倡优”，所面对的是“诟莫大于”的宫刑，是那种生理和心理不断重复的打击！是世人的耻笑！是“下流多谤议”！但是——他又不能像屈原那样痛痛快快的***！他不能像屈原那样的去解脱——他背负有使命，他的肩上背负着父亲和他未完成的心血……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司马迁何尝不是那样的人？
当然，或许正如司马迁自己对任安说的那样：“大抵贤圣”都是在不幸面强大起来的。
一个人有了极大的不幸后，那么他可能只有用他的生命来为自己的不幸作注解，司马迁大概就是用他的《史记》来为自己的不幸做出他自己注释。
在成就上，人们喜欢将他和西方的修昔底德做比较，毕竟他们都是“历史之父”！
然而，我更喜欢将司马迁和普鲁塔克联系在一起。司马迁有《史记》，普鲁塔克有《比较列传》，他们都是通过人物传记来写历史（虽然普鲁塔克说他写的是传记而不是历史）……虽然他们在成就上有那么多的共鸣之处，但是，普鲁塔克的命运比司马迁好得太多了，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据说普鲁塔克曾经为罗马帝国的2个皇帝——图拉真和哈德良讲过课，并博得了他们的赏识，而且图拉真皇帝曾授予普鲁塔克执政官的高位。后来哈德良皇帝又提拔他担任过希腊财政督察，晚年他又出任希腊圣地————德尔斐阿波罗神庙的终身祭司。可是，司马迁却当了“刑余之人”，面对的是被“主上所戏弄”，所受的是“流俗之所轻”，在别人眼里他“与蝼蚁何异”……
记得尼采说过“凡一切已经写下的，我只爱其人用血写下的书，用血写书，你将会体会到:血便是精义”。我想，《史记》或许就是用太史公的血肉写的吧！
如果让读哭《离骚》的贾谊去看司马迁给任安的信，他大概也会痛哭流涕不能自已吧！
报任安书读后感 篇3
《报任安书》是我们高中教材里的一篇课文，当时读到的时候，我就存了疑惑。司马迁因李凌事下狱并受宫刑，但他忍辱苟活，立志著书，此举一向为人称颂。他在书信中向友人吐槽，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司马迁书信中态度，在我读来，近乎卑微。此人是求他“推贤进士”，举荐自己，若是你不想帮忙或者帮不了忙，大可以略陈理由，推拒就是，为何要这么长篇大论，这么低声下气，是古人礼节、习惯使然，还是另有缘故？
看了本文的创作背景，我才稍稍解惑。司马迁三十八岁继父职为太史令。四十七岁时以李陵事下狱，受宫刑。出狱后，为中书谒者令。这一官职掌领导尚书出入奏事，是宫廷中机要职务。然，身受宫刑的他，出狱后表面上是皇帝近臣，居要职，实则近于宦官，为士大夫所轻贱。任少卿，名安，荥阳人。曾任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他是司马迁的朋友，此时写信给司马迁，就是希望司马迁能利用中书令的地位“推贤进士”。司马迁由于自己的遭遇和处境，感到很为难，所以一直未能复信。之后，任安因罪下狱，被判死刑，司马迁才给他写了这封回信。关于仁安的获罪，这里有两种说法，一是，在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的时候，因他在太子刘据“造反”时采取了袖手旁观的做法，其实太子并非真反只是因“巫蛊事件”被冤枉没办法了，想杀江充以自保。另一种说法是，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时，因其在太子刘据造反时采取了“持两端”做法，而为汉武帝处死。总之，现在的情况是，仁安就要死了。
司马迁选择在这时给仁安写信，其思虑是值得考究的。我也稍稍理解了他的“卑微”的语气。好友即将赴刑场，这位好友曾经求自己帮助他，自己却无能为力。司马迁此时的心况可见一斑。此信既是为了向他解释自己的苦衷，求得谅解，更是表明自己的心酸苦楚与隐忍负重，更甚就是与好友的诀别书。在此信中，司马迁以无比激愤的心情，向朋友、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揭露了朝廷大臣的.自私，甚至还不加掩饰地流露了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信中还委婉述说了他受刑后“隐忍苟活”的一片苦衷。为了完成《史记》的著述，司马迁所忍受的屈辱和耻笑，绝非常人所能想象。但他有一条非常坚定的信念，死要死得有价值，要“重于泰山”，所以，不完成《史记》的写作，绝不能轻易***，即使一时被人误解也在所不惜。就是这样的信念支持他在“肠一日而九回”的痛苦挣扎中顽强地活了下来，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完成了他的大业。
我不知道之前仁安是否怨过司马迁没能理会自己的请求，也不清楚当临死的仁安收到司马迁的这封书信时的心情。但是司马迁的这种做法，我是欣赏的。他没有忘记这个朋友曾经求助于他，他没有因为他即将赴死而避讳他，他没有弃他于狱中，独自品尝濒死的无望与恐惧，而是通过书信，以一种相对低下的、带着安慰性的语调，向友人陈述自己的无奈，与他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我看了很多人写的《报任安书》的读后感，他们基本都在称扬司马迁的忍辱负重，他对生死的抉择，我却要颂扬他与仁安之间的生死不忘的友情。
报任安书读后感 篇4
《报任安书》是我们高中教材里的一篇课文，当时读到的时候，我就存了疑惑。司马迁 因李凌事下狱并受宫刑，但他忍辱苟活，立志著书，此举一向为人称颂。他在书信中向友人吐槽，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司马迁书信中态度，在我读来，近乎卑微。此人是求他“推贤进士”，举荐自己，若是你不想帮忙或者帮不了忙，大可以略陈理由，推拒就是，为何要这么长篇大论，这么低声下气，是古人礼节、习惯使然，还是另有缘故？
看了本文的创作背景，我才稍稍解惑。司马迁三十八岁继父职为太史令。四十七岁时以李陵事下狱，受宫刑。出狱后，为中书谒者令。这一官职掌领导尚书出入奏事，是宫廷中机要职务。然，身受宫刑的他，出狱后表面上是皇帝近臣，居要职，实则近于宦官，为士大夫所轻贱。任少卿，名安，荥阳人。曾任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他是司马迁的朋友，此时写信给司马迁，就是希望司马迁能利用中书令的地位“推贤进士”。司马迁由于自己的遭遇和处境，感到很为难，所以一直未能复信。之后，任安因罪下狱，被判死刑，司马迁才给他写了这封回信。关于仁安的获罪，这里有两种说法，一是，在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的时候，因他在太子刘据“造反”时采取了袖手旁观的做法，其实太子并非真反只是因“巫蛊事件”被冤枉没办法了，想杀江充以自保。另一种说法是，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时，因其在太子刘据造反时采取了“持两端”做法，而为汉武帝处死。总之，现在的情况是，仁安就要死了。
司马迁选择在这时给仁安写信，其思虑是值得考究的。我也稍稍理解了他的“卑微”的语气。好友即将赴刑场，这位好友曾经求自己帮助他，自己却无能为力。司马迁此时的心况可见一斑。此信既是为了向他解释自己的苦衷，求得谅解，更是表明自己的心酸苦楚与隐忍负重，更甚就是与好友的诀别书。在此信中，司马迁以无比激愤的心情，向朋友、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揭露了朝廷大臣的自私，甚至还不加掩饰地流露了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信中还委婉述说了他受刑后“隐忍苟活”的一片苦衷。为了完成《史记》的著述，司马迁所忍受的屈辱和耻笑，绝非常人所能想象。但他有一条非常坚定的信念，死要死得有价值，要“重于泰山”，所以，不完成《史记》的写作，绝不能轻易***，即使一时被人误解也在所不惜。就是这样的信念支持他在“肠一日而九回”的痛苦挣扎中顽强地活了下来，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完成了他的大业。
我不知道之前仁安是否怨过司马迁没能理会自己的请求，也不清楚当临死的仁安收到司马迁的这封书信时的心情。但是司马迁的这种做法，我是欣赏的。他没有忘记这个朋友曾经求助于他，他没有因为他即将赴死而避讳他，他没有弃他于狱中，独自品尝濒死的无望与恐惧，而是通过书信，以一种相对低下的、带着安慰性的语调，向友人陈述自己的无奈，与他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我看了很多人写的《报任安书》的读后感，他们基本都在称扬司马迁的忍辱负重，他对生死的抉择，我却要颂扬他与仁安之间的生死不忘的友情。
报任安书读后感 篇5
司马迁在千古绝唱《报任安书》中，将他强烈真挚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将封闭压抑的情怀一吐为快，字字血泪，处处真情，理灼古今，动人心魄。从《报任安书》中可以看出，司马迁是一位隐忍苟活、坚韧不跋、矢志不渝的大丈夫、真英雄，他有着崇高的人生信念和为《史记》献身的精神。
司马迁被诬定罪，因“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而身受腐刑。“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他抑郁，他痛苦。这种最卑劣的刑罚使“才怀随和，行若由夷”的司马迁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与摧残。这种情况下，选择“死节”是一种解脱，活着要承受的痛苦实在太多太多，活着比死去更需要勇气。但太史公却选择了隐忍苟活。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为了完成先父的遗愿，为了《史记》，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宁愿忍受所有的嘲笑、侮辱与自己的责骂。这是何等的伟大啊！
苏轼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是的，司马迁便是一位坚韧不拔、矢志不渝的伟人。终于，他完成了《史记》，这部无韵之《离骚》的历史经典著作。他成就了非凡的功绩。生前无法回到纯白，身后却是鲜艳夺目，熠熠生辉。他生前所有的耻辱，现今如浮世一梦，惟独见他的'绚丽，他的繁华，他的绝世的人格魅力。
报任安书读后感 篇6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友人任安的回信，信中抒发了对自己身世的悲哀与幽愤，但同时也表明自己为什么还要忍辱负重活下去，那便是像古代贤者一样，有未完成的意愿，著成《史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是一篇激切感人的至情散文，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血泪控诉，司马迁用千回百转的笔法，表现了自己的光明磊落之志，愤懑不平之气，和回肠九曲的情感。文章中运用大量的排比，增强了感情抒发的磅礴气势，同时善用典故，将古人的不幸与自己联系在一同，但不是一味的诉说不幸，低沉中见激昂。而且也经过修辞伎俩的多样，丰富了感情表达的内在。
总之，《报》中，司马迁经过富有特征的语言，真切的表达了自己慷慨激昂的情感，表现了他高洁的人品和伟大的精神。看罢此文，《史记》为什么会有那样重要的成就，也就不敷为奇了。
古者繁华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书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司马迁不仅在《报任安书》中提出了“舒其愤”的创作思想，而且以其《史记》的创作实践详细地表现了自己的理论主张。这种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使《史记》的创作蕴含着作者极其深沉的感慨，因此具有极其强烈的抒情性。很明显，《史记》写的是汗青，但它并不是纯客观的实录，而是饱含着作者强烈的爱憎与批驳。司马迁作《史记》，自比于孔子作《春秋》，在写作方法上，力图遵照据传为孔子所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的原则。《史记》写作以叙事为主，黑白批驳一般寓于叙事之间。顾炎武认为“古人作史有不待结论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司马迁写《史记》正是经过对汗青人物及汗青变乱的叙述，表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和对黑暗实际的愤怒批判，并抒发其悲郁之情。纵观《史记》，可以看到太史公的笔下时常涌荡着一种愤嫉之情，一种沉郁之气。那种对帝王公侯的贬低鞭笞，那种对佞儒苛吏的尖刻讥讽，那种对刺客游侠的倾心歌颂，那种对失路好汉及含愤志士的无穷同情，都极为鲜明地表现作者的爱憎批驳。鲁迅老师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真是精当之极。
慕义而去世，保持名节；忍辱负重，自奋立名，怎样处置惩罚好这二者的界限是很难的。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提出了一个“人固有一去世，去世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的标准。司马迁认为仅以一去世来对黑暗进行抗争，“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故他在忍辱与存亡的痛苦抉择中选择坚强地活下来，并以最大毅力完成名著读后感《史记》。并且在司马迁看来，自古迄今的圣贤君子和志士仁人之所以要著书立说，便是因为他们在建功立业的奋斗过程中遭遭到各种黑暗势力的打击和无故的迫害，使他们倍受艰难困苦和压抑，精神上承受了巨大的折磨；而这种难言的隐衷和哀痛又无法为人所明白，于是只有经过为文论述来抒发他们内心强烈的悲愤，阐明他们的思想主张，并凭借往事的兴衰成败的轨迹，总结汗青的规律，寄希望于来者。这引起了司马迁的共鸣。所以他以《报任安书》来明志，说明他要发愤著书，效法古人，把自己全部精力倾注在《史记》著作之中，以成就其“一家之言”。载于《全汉文》的《悲士不遇赋》也是司马迁受刑后悲叹生不逢时的作品，可与《报任安书》相互补充。在赋中，司马迁指斥天道微暗，美恶难分，“理不可据，智不可恃”，他的内心满盈了抵牾和痛苦。一方面消极厌世，“委之天然，终归一矣”，认为人总是要去世的，追求功利又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听之天然；另一方面又坚持理想，“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朝闻夕去世，熟云其否”，显然是要追步孔子，去世而后已。这正是司马迁在受刑后于耻辱与名节间挣扎的写照，而最后司马迁选择了隐忍发愤、创建功名之路。故此赋与《报任安书》正好相得益彰。